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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创建历史再回顾——写在民革十二大即将召开之际
2012/11/27 作者:管理员 浏览:4655 次
         1948年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决裂,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共同目标下,实现了大联合,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增加了一支劲旅,从而扩大和加强了人民革命战线的力量,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
      2012年12月,民革将在北京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值此之际,重温民革创建历史,有助于广大民革党员进一步了解民革历史,增强对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的认识,继承和发扬民革优良传统,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自觉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在斗争中不断分化、联合
      民革是在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以宋庆龄、何香凝等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为维护和捍卫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长期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实现分化与联合,为成立组织积淀实力。
      抗战期间,虽然国共两党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但蒋介石反共反民主的立场没有改变,“皖南事变”发生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度濒临解体。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逐步认识到,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先改变蒋介石独裁和对日妥协政策、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此,必须把国民党内外的爱国民主力量组织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他们开始着手筹备成立民主派组织的工作。
      1943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人在重庆发起民主同志座谈会,8月商定建立组织,9月组成筹备小组。经多次讨论,筹备小组将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从1944年上半年起,处于筹备期的民联开始以三民主义同志会的名义吸收成员并开展活动。
      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到达重庆同蒋介石等举行直接谈判,并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同意和平建国的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权力,并允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鉴于《双十协定》签订后的政治形势,在重庆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感到应当立即正式成立民主派组织。
      1945年10月,谭平山、王昆仑、朱蕴山等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成立民联,宣布“本会接受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要求“实行普选制度”,在“国民大会未成立之前,先召开各党各派的代表及无党派的公正人士的政治会议,以解决目前全国所迫切要求的民主、团结、和平、统一诸问题”等。在经济、外交、军事、农民、工人、妇女、青年及儿童、教育、社会救济、民族政策等方面,民联也提出了相应主张。
      民联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并出版了《民联》、《民潮》等刊物,积极进行反内战、反独裁和要求民主的宣传活动。在斗争形式上,民联采取组织公开、领导人不公开的形式,一方面教育、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上层爱国民主分子,分化、孤立蒋介石集团,另一方面则与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同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政治斗争,争取推翻其反动统治。民联的成立,推动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斗争。
      随着国内革命斗争的开展,李济深等人认为,民联的组织与力量比较弱小,特别在国民党军界的影响力还不够。为壮大国民党民主派的力量,经过积极酝酿,1946年4月间,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李章达等人在广州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民促成员都是国民党员,除党政界人员外,其余多为原十九路军骨干人员。民促声明,自己的成立宗旨是,“欲团结海内外志同道合之同志,齐一步伐,集中力量,以促进中国之民主运动,共同完成建国大业,使和平、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得以雄临于世界。”民促还宣布,自己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最高准则,反对蒋介石内战和独裁,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
      民联、民促的成立,为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为国民党民主派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彻底决裂、为民革的最终成立,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组织起来,反对独裁统治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意孤行,发动内战,镇压国统区人民的民主运动——1945年镇压“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1946年初制造“重庆校场口血案”,同年6月发生“下关惨案”,7月又发生“李闻惨案”……民主革命人士频繁遭到秘密逮捕乃至杀害,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等人愤慨痛斥国民党当局暴行,表示“同人等一息尚存,誓与民主逆流特务暴力,奋斗到底。”但同时他们也深深感到: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和平,是要强盗放下屠刀,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办不到;只有自己采取行动,投入到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中去,内战才有可能被制止。
      1946年11月至12月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强行召开了一党包办的伪“国民大会”,通过伪《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蒋介石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全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发出反对通电,称这场大会“距民主原则远甚,尤以所谓‘行宪办法’十条,乃预为中国之内战独裁作张本。”他们明确表示“同人等对于国民党当局此次所颁布之宪法誓不承认”,并号召海外侨胞“群起而反对之”。
      1947年3月,国民党军攻占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7月,蒋介石颁布《戡乱总动员令》,公开镇压民主党派,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民盟被迫解散,各民主党派也完全失去公开、合法地进行政治活动的自由,不得不转入地下,继续斗争。为团结自救,国民党民主派迫切期望能够加紧联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才能有合力更好地开展反蒋斗争。
      1946年秋,民联的萧隽英、冯伯恒等在香港与民促的李济深、蔡廷锴等人会谈国民党民主派统一行动的有关事宜。李济深在分析政治形势后认为,与国民党政府讲团结、恢复政治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已不可能实现了,要推翻蒋政权,必须把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组织起来,“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组织,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号召。”何香凝对于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一事也认为“确实刻不容缓”。她指出:“当前面对内战局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团结一些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打倒蒋介石。而这些人都对总理有极深的信仰,用三大政策救国的道理最能说服他们,从而团结他们走联共的康庄大道。”她还急切地说:“刻不容缓,立即行动!要相信国民党军政界中有很多人士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争取一个就少一个内战因素,多一份和平的力量……现在正是振兴中华的大好时机,我们要团结一切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共同走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推翻蒋政权,建立新政府。”对于这一点,朱学范后来曾回忆说,坚定与国民党统治集团政治上、组织上彻底决裂的决心、采取粉碎蒋介石政权的行动,这是民革在酝酿阶段就不同于当时其他民主党派的特点之一。
      当时,远在美国的冯玉祥也专门致信给李济深等人,认为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之事应尽快进行。冯玉祥的意见得到了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赞同,并认为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准备创建组织。
      1947年秋,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等人多次聚会,对国民党民主派联合起来的任务、政治纲领、内外政策等进行了充分协商,就成立组织达成了一致意见。在组织命名一事上,何香凝主张应该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保留“国民党”三个字。她认为:“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我们作为孙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组织,必须保持孙先生的传统,才足以取信于民众,为利于广泛号召,就不能不保留国民党三个字。”她还说:“我的目的不仅要团结原先已经进步的民主人士,更要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孤立蒋介石,推翻蒋政权!”事实上,民革组织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确实不断吸引着国民党里热爱祖国、回归新中国的有识之士,甚至在海峡两岸被彻底隔绝的时代,也还有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封锁返回大陆,最终加入到民革组织里、加入到新中国建设的阵营中,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开始战略反攻、国民党统治集团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日益孤立的形势下,1947年11月12日,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代表齐集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有110余人出席会议。
      李济深在致开会词中指出,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日,在这一天召开此次会议,象征着国民党的再生。召开大会的目的在于“为恢复总理革命路线,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瓦解蒋介石之伪党及伪政权。”
      大会推选宋庆龄为主席团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实际负责主持大会),何香凝为主席。选举李济深、何香凝、王葆真、张文、何公敢、蔡廷锴、朱蕴山、谭平山、邓初民等20人为主席团成员,讨论和决定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草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言纲领草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临时组织总章草案》等事项。
      在当时,《组织总章》是在朱蕴山和陈汝棠帮助下拟定的,由于对党员、组织、奖惩和附则等规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规定大同小异,所以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而《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起先是由梅龚彬、陈此生二人起草的,后由柳亚子进行修改,在讨论中参会人就其中一些观点出现了意见分歧。李济深鉴于民革急等建立,认为这些分歧都是可以协调、平衡的,只要有利于民革成立、有利于团结一切国民党爱国军政人员联合起来反对内战、推翻蒋政权,一切分歧都是小事,日后再做统一。他请柳亚子、梅龚彬、陈此生、陈劭先四人对两个文件进行了修改,吕集义也参与其中工作,在修改原则上坚持“适当保留不同意见,做到能保留的要尽可能保留,文件要达到博采众议”。李济深还采纳谭平山等人的意见,决定由张克明、周颖、冯伯恒三人起草《中国国民党告本党同志书》。经过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努力,参会人员统一了思想,会议得以继续顺利进行。
      11月25日,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并讨论决定,定于1948年1月1日举行民革成立大会。
      1948年1月1日,一个永载民革历史的日子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正式举行。这是民革历史上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并通过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及《告本党同志书》四个文件,全面阐述了民革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大会认为,近二十年来,蒋介石及其把持下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和政府,背叛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因此,大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发布行动纲领,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
      大会选举产生了民革中央领导机构。公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54人,候补执行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13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设立政治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和秘书处等工作机构,由冯玉祥、陈劭先、朱学范、蔡廷锴分任四个委员会的主任,李章达任秘书长。在翌日举行的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上,选出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陈其瑗、陈劭先、王葆真、朱蕴山、何公敢、张文、郭春涛、朱学范、邓初民、李章达、李民欣16人为中央常务执行委员。
      至于民联、民促的去留,李济深等人认为,民联、民促自成立以来,在争取和平民主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尽管这两个组织都有联合的愿望和要求,但为了有利于斗争的开展,应当继续保留,其成员当以个人名义加入民革。所以,在民革二大召开以前,民联、民促曾作为独立的组织参加新政协。
      民革自酝酿至成立,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进行的。民革成立后,即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斗争,投身到如火如荼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去,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
      民革的成立是中国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民革是在国民党内民主派和反动派进行你死我活的长期斗争中分化出来的,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决裂。由于民革的成立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性时刻,因此民革的建立,促进了国民党内的分化,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统治集团,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分崩离析,从而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同时,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共同目标下,实现了大联合,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增加了一支劲旅,从而扩大和加强了人民革命战线的力量。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
(注:文章来源——民革吉林省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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