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9日，朱蕴山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1949年4月6日，上海《新闻报》头条版位刊登了一条独家新闻，大字标题为：《刘仲华由平飞抵首都，同来三人坚不露姓名》（刘仲华实际是刘仲容，此标题为当时报道有误）。字里行间透露了从北平来了四位“神秘客”，“他们来与和谈有关”，还特别提到“其中一位留有仁丹胡子”。这则报道震动了南京、上海新闻界，记者们四处奔波，到处打听“神秘客”是谁。这位留有“仁丹胡子”的神秘人物，就是肩负推动和谈任务的民革创始人朱蕴山。

朱蕴山（1887—1981），名正锟，号蕴山，安徽六安人，民革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民革第一至第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足智多谋的“仁丹胡子”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派出谈判代表团飞往北平。4日下午，周恩来到北京饭店，与李济深碰头交换意见，随后即与朱蕴山等人开了一个小会，决定由朱蕴山与刘仲容、李民欣、刘子毅一起秘密前往南京，敦促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接受和平谈判协定。出发前，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盒名片交给朱蕴山，嘱咐道：“只要国民党军政要员留下不走，解放军过江后，见到名片，均受保护。”接受任务的次日，朱蕴山等人就飞往南京。

4月5日，朱蕴山等人到达南京，直接被秘密安排入住南京大悲巷白崇禧公馆。没想到，第二日就被密切关注和谈的媒体捕捉到了蛛丝马迹，并在报纸上公开报道。

因需机密行事，朱蕴山等4人深居简出，分别见到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于右任等人，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意见，劝其认清形势，结束内战。同时，他们还做了大量争取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的工作，并深入细致地了解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情况。当了解到蒋介石虽然隐退，但仍在幕后控制大权，“划江而治”是其能接受的最后方案后，朱蕴山立即向中共中央进行汇报。毛泽东、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旋即电报指示：“俟朱蕴山等北返后，条件均可再议。”中共中央此种策略处理，主要是出于对朱蕴山等人安全的考虑，这让朱蕴山深受感动。

鉴于这种情况，和平谈判势必破裂，北平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在周恩来的劝导下，已决定留在北平。为防止蒋介石扣留代表团家属为人质，朱蕴山在准备离开南京时，还秘密将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等人带回北平。他精心安排，嘱托傅学文不要带任何行李，佯作到机场为自己送行，在飞机起飞时，让傅学文与代表团一起登上飞机，返回北平。

虽然和谈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朱蕴山等人此行的工作却深入人心。于右任见大势已去，黯然离开南京前给沈钧儒先生写信道：“蕴山、泽霖两兄来，晤谈甚快。大示对国家安危、人民疾苦殷切关怀，实深感佩！”从信件的只言片语中，不难看出朱蕴山的工作确实打动了于右任等人。

在错综复杂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和民革之所以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朱蕴山，是因为他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在政治工作中非常细心，懂得讲究工作方法，善于细致地考察多方因素后制定策略，有方法、有技巧地解决各种问题、完成组织任务。

1948年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分批进入解放区，共商国是。在中共的邀请名单中，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名列首位，但港英当局对其严加监视。

朱蕴山为了帮助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安全离港，绞尽脑汁设计了请客障眼法、敷衍障眼法、小艇游览法、迂回上船法、夜色障眼法等一套隐蔽的掩护措施，并把出发时间选在了港英当局的圣诞节放假期间。出发前，朱蕴山陪同李济深、何香凝等在海湾码头登上游艇，佯装散心；又带着酒肴与李济深一起坐上交通员掌舵的游艇装作去海上游览，入夜以后，借着暮色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阿尔丹号。为躲避海关检查，他们一起栖身于船长室。虽然海上有舰艇盘查，天上有飞机盘旋，阿尔丹号还是有惊无险地于次日凌晨安全出港。从1948年12月26日至1949年1月7日，历时12昼夜，顺利到达东北解放区大连港。

尽管船上的生活比较艰苦，朱蕴山却因为即将奔赴解放区、筹备新政协，心中无比兴奋，诗兴大发，赋诗数首，汇集成《赴东北解放区舟中杂写》。在组诗的片头，他写道：“环海早无干净土，百年阶级忾同仇。神州解放从今始，风雨难忘共一舟。中山事业付殷顽，豺虎纵横局已残。一页展开新历史，天旋地转望延安。”在结尾部分他分享了到达解放区的喜悦：“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土话翩翩。狼烟净扫疮痍复，回首分明两地天。”字里行间，展现了他内心对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喜悦之情。

舍己为人，威望素著

无论是赴南京谈判，还是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建立新中国，无处不体现朱蕴山的真诚与智慧，这也与朱蕴山的成长经历分不开。

朱蕴山幼年时经常听父亲讲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和人民奋起反抗的故事，年少时又耳闻目睹了安徽人民反对西方教会的斗争，后来参加了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目睹了清政府疯狂镇压起义、残酷杀害徐锡麟的整个过程，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915年年底，袁世凯图谋称帝，朱蕴山在安徽秘密组织武装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为了筹集反袁经费，他毅然决定变卖自家田地。在和弟弟朱珩山说清原委，征得同意后，将家中40多亩山田留出四分之一给家人养家糊口，其余全部变卖，筹得1200余银圆，全部投入反袁斗争。

1926年春，安庆“三二三”事变后，朱蕴山断然拒绝蒋介石的收买，直言劝蒋：“我劝总司令最好要搞好国共合作，中山先生的遗教是不错的。”此番言论引起国民党内部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反响，大家极为佩服他能够不畏权势、直言相劝的勇气。此后，为人正直和不惧威权的鲜明特点成为朱蕴山团结各方力量的名片。

朱蕴山重视友情、讲义气，处处以同志的安危为先，不畏牺牲，待同志如亲人。他与段瑞兰、杨允中、沈全懋等在安徽谋划反袁称帝的武装起义，因计划泄露，杨允中在上海被捕，安庆封城缉拿朱蕴山等人。时任安徽省警务处督察长崔少垣与朱蕴山是知己，特别为他密备两张出入安庆城的证件，要他速走。当时，段瑞兰、沈全懋也在安庆城内受到缉拿，同样需要出入城证。为了掩护2人，他果断决定将2张出入城证交给他们，自己则被捕入狱。1931年，邓演达遭叛徒陈敬斋出卖被捕，朱蕴山也是拼尽全力营救，他对革命事业和同志始终怀有一副舍己为人的热心肠。

无数次的生死之交，为他在革命斗争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成为他团结人、凝聚人的精神核心。

穿梭联系，参与筹组进步组织

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引起了各方民主人士的不满，团结起来的呼声日益增强。朱蕴山长期参与革命，斗争经验十分丰富，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秘密筹备的联络工作，先后参与了民盟、民联、民革的筹备工作。

1941年3月，经过朱蕴山的多方努力，联系到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朱蕴山担任中央常委并兼任国内关系委员会副主任。

1943年，蒋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朱蕴山与在重庆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积极行动起来。他和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人交换意见，用座谈会的形式，把关心时政的国民党民主人士召集起来，以座谈形式，沟通思想，团结民主同志，争取抗战胜利。这个设想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座谈会举办初期没有名称，也没有固定主持人，座谈的地点是以个人名义借用的公司、银行、商号的办公场所，以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私人住宅。一般每月举办一两次。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参与座谈的同志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政治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下，朱蕴山与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共10人建立了筹备小组。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英住宅正式成立，朱蕴山成为会议选出的中央临时干事会成员，后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干事。不久，朱蕴山和李济深、冯玉祥、张澜、刘文辉等人在重庆就有过详细讨论，准备将民联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联合成为一个组织，以便集中力量分化国民党反动势力。

1946年6月10日，朱蕴山乘飞机离开重庆，先是到达南京，进而随李济深到达上海，后又转至香港，加紧联系各方人士，着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的筹备工作。

在香港，经过多次集议，大家决定以李济深、何香凝的名义，函信约在上海的民联负责人来港，参与筹备工作。那么，由谁来负责将密信送到上海呢？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朱蕴山。他先后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民盟、民联等组织，交友广泛，对各方政治人物都很熟悉，为人又豪爽豁达，急公好义，孑然一身，不治家产，一旦遇到重要任务需要进行联系时，总是请他辛苦跑一趟，故此得了一个“神行太保”的雅号。朱蕴山无疑是送信的最佳人选！于是乎信的末尾注明：“详情由蕴兄面报。”

当时在香港工作的张克明、冯伯恒等人，都十分担心朱蕴山的安全，纷纷劝他先观察局势，不要贸然前去上海，但朱蕴山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对此毫不畏惧，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立即订购赴沪船票。不料，开船前一天，突然接到上海友人电报，称他若返回上海，一上岸就有被捕的危险，为了同志们的安全，经与李济深、梅龚彬等商量，上海之行最终不得不取消，改为通过其他途径传递信息。

在新组织命名过程中，大家意见纷纭，分歧较大。宋庆龄从上海捎回口信给何香凝，建议组织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但很多同志都嫌弃“国民党”三个字。朱蕴山指出，孙中山当年曾组织过革命委员会，“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民主派与共产党合作，在南昌起义中也曾成立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因此新组织采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正显示了国民党民主派决心继承和发扬孙中山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最终，大家取得一致意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就这样确定下来。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朱蕴山被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在冯玉祥不在国内时，代理政治委员会主任。

民革成立后不久，民革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军事工作大纲》，决定加紧军事和策反工作。善于联系各方人士的“神行太保”朱蕴山，成为民革正式成立后第一个秘密策反小组的成员。

1948年年底，朱蕴山与李济深一同北上，到达解放区，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些故事。

（来源：民革中央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