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共产党人的挚友、民革的创始人之一朱蕴山得知后，积极与方振武、吉鸿昌、马占山等抗日将领取得联系，分析当前形势，竭力鼓励他们举义抗日。并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发动和组织民众，支援冯玉祥等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1934年7月，朱蕴山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等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朱蕴山受“革命大同盟”的委派，到天津就任“华北民族革命同盟”主任。朱蕴山到达天津后，与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彭真等取得联系，并同方振武、吉鸿昌、马占山取得了联系，亲送国民党左派、民主进步人士余亚农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日前线。

有诗为证：

送亚农赴张家口

1935年

苍狗浮云蔽太空，

滔滔水障百川东。

十年故国沧桑里，

万里河山涕泪中。

入世只余豺虎乱，

出门但见凤麟穷。

眼中人物垂垂老，

与子同乘破浪风。

1935年吉鸿昌再度回到天津后，朱蕴山协助组建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出版《民族战旗》报，并协助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取得杨虎城的援助，积极筹资购买武器，约集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邢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蒋介石令何应钦密捕朱蕴山、吉鸿昌等人，形势险恶，他们遂“由北平东交民巷逃至天津，一次朱蕴山、吉鸿昌相约议事时被特务追捕，情急之下，他俩躲进了歌妓曼娜家中，得曼娜掩护，一星期后才躲过了蒋介石特务的追捕”。面对血雨腥风，朱蕴山仍然坚守在天津，同当时在天津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彭真等保持秘密联系，坚持抗日。（转载自人民政协报，作者：赵丰才）